发布日期：2025-05-23 12:21 点击次数：93
一、“复课闹革命”中的红卫兵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中学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意见》，规定所有在外地开展串联活动的学生必须在3月20日之前返回各自学校。学生需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积极参与“斗、批、改”的实践活动。
1967年3月2日，全市超过万名中学师生齐聚文化广场，举行了一场题为“重返校园，投身革命学习热潮”的誓师大会。
4月9日，《文汇报》刊载消息：上海第六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队伍成功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单位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并同步发表了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动大联合》。
4月13日，全国范围内的报刊纷纷进行了转载。翌日，上海地区的各大中学校中，红卫兵与革命师生共计10万余人，齐聚人民广场，举行了一场以“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深化革命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与三结合”为主题的盛大集会。此次会议旨在宣传市六女中的先进经验，并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市六女中的热潮。
5月24日，上海市第六女子中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姚文元莅临现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步入正轨。”自此，自6月至7月，全市范围内的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纷纷以大批判为开端，开展了教育革命。他们通过组织批判集会、出版大批判专栏等多种形式，推动了这场革命的深入开展。
在此期间，上海市各大院校的红卫兵群体举办了盛大的“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复课闹革命”大会。随后，市革委会亦召开了“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会上，一万多名红卫兵与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通过了《倡议书》。与此同时，市革委会特地向中学系统派遣了13个由教卫组、警备区及红卫兵代表共同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在“复课闹革命”的浪潮中，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等学校脱颖而出，成为典型的代表。《人民日报》的报道显示，截至7月初，黄浦区市六女中所在的区域内，已有42所中学中的11所成功实现了红卫兵的大联合。然而，当时上海的大多数学校仍深陷于不同派别间的对立，甚至出现了激烈的武斗事件。
二、《上海红卫兵章程》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规定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应立即恢复开学。在此历史节点上，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于11月17日在文化广场隆重开幕。大会审议通过了《致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掀起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号召书》以及《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紧接着，12月30日，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亦召开。上海市大、中学红代会成立后，随即发布了“整顿红卫兵组织”的通知与决定。
在各院校设立三级红卫兵机构，即院校设立师部，系别设立团部，班级设立小队。各级红卫兵负责人将通过群众推选与革委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各级红卫兵组织均须接受上级红卫兵组织、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并且每级红卫兵组织需由同级革委会指派一名常委参与相关工作。
在组织整顿过程中，务必警惕派性思想，强化党性修养，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整顿工作应以思想教育为主导，组织处理为辅助手段。对于犯有严重错误或意志消沉的个别成员，可依法开除或劝其退出红卫兵组织。同时，应将红卫兵作为领导核心，对共青团进行整顿，并适时将符合条件、表现良好的共青团员吸纳进红卫兵组织（待中央文件关于共青团与红卫兵组织关系的具体指示下达后，再行处理）。在思想整顿方面，重点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积极开展谈心活动，并对刘少奇在青年工作中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
《决定》由市中等学校红代会发布，明确指出：“红卫兵，这一以劳动人民后代为核心、在党的坚定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致力于与阶级敌人展开斗争的充满活力的先锋革命青年群众组织，其成员仅限于在校师生。”红卫兵组织坚守党的阶级路线，核心力量为红卫兵左翼成员。
地富反坏右、资、叛徒、特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一般不宜担任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职位。红卫兵的各级组织，包括局、区、县级单位，统称为“军区”。而校级组织则统称为“红卫兵团”。各红卫兵团直接受军区领导，而各军区则由市红代会统一指挥。各级红卫兵组织，包括军区、团、连、排，应自下而上，按照班级和系统进行组织。对于跨越地区、系统、班级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应予以解散并归入相应部门。校红卫兵团作为红代会的基层组织，由军区领导，并严禁设立任何形式的中间组织。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公章，由市红代会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格式统一制作和发放。
各级红卫兵组织普遍实行委员会和常委会制度。常委会负责推选1至3名成员主持日常事务。红卫兵组织的工作人员通常保持兼职状态，每日工作半天，其余半天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开除或劝退红卫兵的决议，需由其所在组织审议通过，并向上级红卫兵军区进行备案。红卫兵成员需填写相应的组织登记表。各组织在其管辖范围内开展活动，相互间不干预。对于市红代会统一安排的活动，通常以军区为单位组织实施。各级红卫兵组织应完善政治学习、值班和汇报等制度。
1968年7月，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又提出《红卫兵章程》（草案，供讨论用），并期望就“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问题”、“红卫兵的组织领导机构问题”、“红卫兵整顿问题”等听取广大红卫兵的意见。1969年7月3日，张春桥就《红卫兵章程》的起草工作做出批示。7月27日，市红代会《红卫兵章程》写作小组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汇报《红卫兵章程》起草工作的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信中说市革委会二办为写作组派来了工宣队，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本写作小组由十位成员构成，其中包括工宣队成员两人，解放军成员两人，中学红代会成员四人，以及大学红代会成员两人。小组集中精力研读毛主席致红卫兵的信件、《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以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等领导对红卫兵运动的论述。针对调研工作，小组确定了塘桥五七中学、韶山中学、市六中学、控江中学和零陵中学五个调研点。与此同时，十个红卫兵军区班子参与了讨论和修改工作。在讨论过程中，针对四个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1）关于共青团与红卫兵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有人主张在未来的中学生群体中不再发展共青团，也不应设立团支部，学生毕业后直接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加入共青团。其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部分表现优异的红卫兵骨干和战士可以获准加入共青团，这对个人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同时，共青团领导红卫兵既是可行的，也是应当的。
（2）关于全国机构设置的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主张无需设立全国性的机构，而另一方则认为有必要设立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及其办事机构。鉴于红卫兵在国际上已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可以代表中国红卫兵发表对外声明，并支持世界各国青年的革命斗争。
（3）关于红卫兵的参与资格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应明确规定，红卫兵的成员应为中学生，考虑到未来大学、工矿、机关等机构将不再设立红卫兵组织，而小学则应发展红小兵组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年龄作为标准，即12至18岁的青少年，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4）在探讨红卫兵的思想建设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应当专门辟出一章进行阐述，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无需独立成章，因为《总纲》中已有相关表述。
第一章为总纲，阐述了红卫兵的基本性质和任务；第二章聚焦红卫兵战士，明确了其身份和职责；第三章探讨了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强调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第四章则详细介绍了红卫兵的基层组织结构。《章程》中不仅明确了中等学校学生均有资格申请加入红卫兵，还指出年满入团年龄的红卫兵应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上海红卫兵章程》（草案·第十稿）明确指出，“红卫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革命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并强调“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林副主席是红卫兵的副统帅”。此外，《章程》还规定，红卫兵的吸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各级红卫兵组织须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市、区、县红代会每年举行一次，并从中选出委员会成员，人选需经同级党组织批准。各学校设立红卫兵团，各年级建立红卫兵连，各班级则组建红卫兵排，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
在此期间，市中学红代会向市革委会提交了请示，旨在统一全市红卫兵的标识。在《请示报告》中提到：目前，红卫兵的标志各异，有的佩戴袖章，有的别在胸前胸章，有的手持红卫兵证，有的则没有任何标志。因此，提出了统一标志的请求。1970年4月17日，市中等学校红代会通过在市六女中、中国五七中学的试点，向市革委会建议，在各区挑选一所学校进行试点，尝试让红卫兵佩戴红底黄字（曾有人提议使用“白底红字”）的臂章。
1970年7月13日，市中学红代会发布通知：经市革委会的正式批准，全市红卫兵的统一标识定为红卫兵臂章，并决定于8月18日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四周年之际统一发放。鉴于形势的演变，市中学红代会再次对全市红卫兵进行了思想与组织上的整顿工作，并向市革委会提交了《报告》。《报告》中指出，此次整顿旨在“消除红卫兵队伍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净化红卫兵队伍，弘扬五敢精神，提升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继续革命的认识，增强其战斗力，使其能够成为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得力支持”。
《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坚强支持，是确保本次红卫兵整顿工作顺利进行的坚实保障。”市红代会率先在市六等中学开展了“红卫兵思想与组织整顿”工作的试点。进入4月下旬，各红卫兵军区亦在各自辖区开展了试点工作。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全市超过一百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均完成了整顿任务。徐汇、静安、闸北等区纷纷召开了经验交流会与讲用会。
三、整团建团工作
1969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整顿共青团组织的问题，自此，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纷纷着手恢复其正常的组织活动。
197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标志着该决策正式落地。在此之前，7月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以及副主任王洪文等领导在上海无线电十七厂出席了“上海整团建团座谈会”。会上，张春桥对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明确表示：“我们倾向于在中学生群体中维持红卫兵组织”。紧接着，7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中央政府随即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整团调查小组。到了10月份，该小组进一步扩编，升级为整团小组。
至1971年伊始，上海各工矿企业、城区以及农村的团组织纷纷投入到学习整团典型材料与修订《团章》草案的活动中。中央整团小组将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共青团建设》的经验等七个典范材料向全国进行了推广。根据1972年3月的统计数据，经过三年的整团工作，上海已成功建立团支部18229个（原计划18930个），占总计划数的97%。同时，基层团委的建立数量也已达到1042个（原计划1336个），占总计划数的78%。
全市新增团员约12万名，团员总数达到46.7万人，这一比例占据了总数的25.5%。同时，我们办理了超过12.28万名超龄团员的离团手续，并对6194名犯错误的团员进行了处理，其中开除2541人，劝退923人，其余2730人则受到了其他形式的处分，这一比例约为团员总数的1.3%。此外，根据1972年5月的统计数据，全市工交、财贸、文教、地区以及郊县等区、县、局中，已有23个单位经党委审议，提出了建立区、县、局团委的申请。
与此同时，一种观点提出，仅设立一个市级的整团小组已无法满足工作发展的需求，且不利于与全球革命青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因此，该提议建议成立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1971年8月，遵照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精神，上海县、纺织工业局以及杨浦区率先开展了区、县、局三级团委的试点工作。
1972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
1972年11月21日，张春桥与姚文元共同出席了市六届团代会的筹备会议。在会上，张春桥发表观点：“红卫兵实质上是共青团在中学层面的组织，统一标准，统一概念，却有两种不同的称谓。”同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发布《关于召开团市委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此前，中共中央于1972年10月14日批准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并同意在条件成熟之际，设立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团委。
1973年2月12日，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此次大会，正式代表共计1503人，列席代表295人。经过选举，大会产生了85名委员、18名候补委员以及17名常委。书记一职由陈新发、汪明章、郑均培、万桂红同志担任，杨小兵、杨佩莲、沈芬娣同志则担任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同志莅临大会并发表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为培养青年成为经得起风雨、勇于吃苦、敢于挑起重任的无产阶级新一代而奋斗》的决议。
四、红卫兵与共青团关系
1970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团建团工作通知》。在此之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张春桥与副主任王洪文，在“上海整团建团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我们倾向于在中学生群体中继续保留红卫兵组织”。
1971年9月7日，市革委会组织组与市革委会工宣队第二办公室向市委提交了关于“红卫兵转团问题”的调查报告及意见。《报告》中提到，红卫兵转团工作的前期调查分别在市第六中学、中国五七中学以及控江中学展开。这三所学校共有70届毕业生1524名，其中红卫兵成员达633人，占总毕业生数的42%。同时，针对市第六中学等三所学校的红卫兵成员，按照共青团员的标准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基本符合团员条件的有275人，占总红卫兵成员的43%。不完全符合团员条件的有294人，占比47%。而不符合团员条件的则有64人，占比10%。
鉴于这三所学校的红卫兵队伍素质普遍较高，多数红卫兵成员、教师及家长均期望实施红卫兵向共青团的转化。若不如此，学生毕业后可能会出现组织上的脱节，思想上的松懈，这对青少年的成长极为不利。根据党章的规定，共青团与红卫兵在性质、任务和条件上基本一致，经过思想和组织的整顿，除极少数例外，红卫兵成员应通过正规程序转为共青团员。同时，也有观点指出，在红卫兵的发展过程中，手续不够严谨，政审缺失，红卫兵转为共青团员可能会对共青团的先进性产生一定影响。
组织组倾向于采纳前述观点。针对那些不符合或未完全满足团员标准的红卫兵，一种观点主张，在经过教育并实现转变后，应转为共青团员；对于那些虽未转为团员但表现良好者，不应采取开除或劝退的措施。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对于不完全符合团员条件的红卫兵，在经过整顿后，原则上可以转为团员。而对于那些明显不符合团员条件的红卫兵，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开除或劝退。
组织组倾向于采纳前述观点。针对转团手续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转团应遵循个人申请的原则，经红卫兵排讨论通过后即可完成。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依照发展新团员的标准操作，即个人申请，并由两名团员进行介绍，最终由团支部大会表决通过。组织组对此倾向于支持第一种意见。
此外，《报告》鉴于即将迎来第七十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提议各区域先行开展试点工作。与此同时，报告强调必须强化党对红卫兵的领导作用，并推动红卫兵的整顿与建设，同时亦需加强红卫兵干部的培训与培育。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上海杨浦区委就筹备召开本区第三次团代会的相关事宜，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了请示报告。在报告中，区委还提出了关于中学红卫兵在毕业时统一转为共青团成员的建议。市委对此进行了批复，指出中学红卫兵毕业转团事宜需报请中央审批。
1972年7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向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请示报告，内容涉及将中学生毕业生中的红卫兵转变为共青团员的事项。《报告》中提到，自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整团”的指示以来，上海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已逐步设立，然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是否应在中学生群体中设立共青团组织。根据党章第五条的规定，共青团与红卫兵均为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群众组织。鉴于此，若中学生群体中同时存在红卫兵和共青团，各自独立开展工作和发展组织，很可能会引发诸多矛盾。
因此，我们明确决定，在上海的中等学校中，仅设立红卫兵组织，而不设立共青团组织。截至目前，上海的中等学校中已有红卫兵成员达18万人。在几年的实践过程中，新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社会各界青年群体中缺乏红卫兵组织，仅有共青团组织”，这导致许多学生在校期间身为红卫兵，而一旦踏入社会，便沦为“普通人”。
鉴于此，有必要考虑让红卫兵在毕业之际加入共青团。部分观点主张，依据具体条件，在红卫兵群体中选拔团员；而多数观点则倾向于，在经过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之后，除了极少数不符合红卫兵标准的个体，其他成员均可通过正规程序转为共青团员。经市委深入研讨，最终“采纳了后者观点”，并认定“大多数红卫兵在毕业时具备转为共青团员的资格”。（以1972年的应届毕业生为例，总人数超过21万，其中红卫兵约为7万，占比达到33%）。
同时，市委提出了以下几点具体意见：首先，红卫兵在转团之前必须深入开展思想与组织的整顿。其次，转团的红卫兵需填写团员登记表，并从转为团员之月起计算团龄。再者，红卫兵的转团时间宜选在毕业分配之前。在当时，不少外地省市采取了在红卫兵队伍中发展共青团员的策略。1972年8月，王洪文致信张春桥和姚文元，建议“对毕业班级的红卫兵开展思想与组织整顿，确保大部分红卫兵能够在毕业前加入共青团”。
1972年10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办公室举办了一场关于“团的工作”的座谈会。会上，张春桥发表观点表示：“我坚持原有立场，红卫兵与共青团实则一脉相承，共青团在校园内的化身便是红卫兵。在红卫兵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严格遵循团员的标准，而红卫兵成员在完成学业后，则应自然过渡为共青团的一员。”
1972年11月21日，张春桥与姚文元共同出席了市第六届团代会的筹备会议。在会上，张春桥发表观点道：“红卫兵，实则乃共青团在中学群体中的组织。其标准统一，概念一致，名称虽有两称，实则一脉相承。”
1973年2月12日至17日，市第六届团代会隆重召开。遵循张春桥的指示，大会正式提出“团章”草案，明确规定：“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学生中的组织定名为红卫兵”。
1974年9月15日，市红代会组织召开了各区红代会的负责干部座谈会，旨在探讨和了解团市委指示下，在74届红卫兵队伍中推进共青团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座谈会指出，整体进展顺畅，但在“发展”与“转入”的具体策略上，各区域红代会的意见存在分歧。特别是虹口区红代会已提交了书面材料，并计划将相关情况反映至中央。
据上海虹口区红代会的相关资料披露，依据党章的规定，红卫兵与共青团系平行组织。然而，若从红卫兵中选拔成员加入共青团，实则导致共青团在地位上高于红卫兵，这一做法涉及路线问题。它关乎到是否认可红卫兵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虹口区红代会明确指出，中学中的共青团应更名为红卫兵，而应届毕业的红卫兵则应转为共青团成员。虹口区红代会亦对市委领导提出期望，希望其能尽快解决共青团与红卫兵之间的关联问题。
1974年10月17日，团市委及市红代会向市委提交了工作报告，内容涉及“共青团在中学生中的组织名称定为红卫兵”这一议题的试点调查情况，调查地点分别为徐汇区的南洋模范中学与黎明中学。报告指出，计划在十个市区及一个县份中，各选取一至两所中学进行进一步的试点工作，旨在进一步巩固与推进这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崭露头角的新兴组织——红卫兵。
报告指出：根据市委领导的明确指示，并参照市第六次团代会制定的团章草案建议，我们于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在南洋模范中学与黎明中学开展了“共青团在中学生组织中命名为红卫兵”的试点工作。
在1973年和1974年上海中学毕业的红卫兵，他们是通过在毕业前夕加入共青团的途径来解决入团事宜的。而到了1975年和1976年的毕业生，他们则是在毕业前完成了向共青团员的转变，以此解决了团籍问题。至于1977届的中学生毕业时，由于中学已重新建立了团组织，所有毕业生均按照发展团员的方式加入团组织。
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遵循中共上海市委的指导，中学纷纷恢复共青团的组织架构，而市、区、县的红代会机构则在1977年年底予以撤销。根据市教育局的数据统计，截至1977年年底，在校的中学生人数达到了1233452名，全市范围内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数为144575人，而全市中学生共青团员的数量则为806人。
五、上海红卫兵
1976年4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流遭到了人民的反抗，南京、北京等地的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引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在上海青年中推行所谓的“批邓”教育。
4月12日，5000多名红小兵代表在市少年宫大草坪举行集会，“声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13日，市红代会召开“红卫兵愤怒声讨、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罪行”大会，市六中学、市二中学、本溪中学的红卫兵表示“儿童团定能斗倒还乡团”。5月3日，经市委同意，团市委、市红代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青年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彻底批判邓小平大会”，国棉十七厂《青松》青年学习小组、敬业中学红卫兵团、人民饭店团支部、上海交大工农兵代表发言。
5月18日至20日，我市红代会成功举办了区红代会以及部分学校红卫兵干部的学习培训班。培训班上，学员们认真研读了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一文。此外，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参观了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一月革命风暴”展览，并深入国棉十七厂、上海铁路分局以及“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以此“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加深对资产阶级存在于共产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威胁和主要目标的认知，进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批邓斗争之中。
在7月15日至23日期间，由市红代会主办了一场“暑期红卫兵干部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各区、县红代会以及部分学校红团负责人的参与。培训班集中讨论了诸如“为何称资产阶级亦存在于党内？”、“如何诠释资产阶级法权与走资派之间的联系”以及“面对走资派的持续行为，红卫兵应如何进行斗争？”等议题，并在军营内学习了队列和射击等技能。
8月16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位同志受邀出席了市革委会文教组举办的“老红卫兵”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了“务必警惕中央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警示，并强调了“做好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的重要性。此外，会议还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应立即着手解决老红卫兵的入党与提拔使用事宜。
8月17日，在市革委会礼堂隆重举办了“上海青年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大会”，现场汇聚了1800余名红卫兵代表。市六中学的红卫兵团发表了主题为“让红卫兵战旗更加鲜艳飘扬”的发言。在致毛主席的信中，他们表达了对国家正处于关键历史时期的深刻认识，并表示这一代年轻人肩负着埋葬党内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本次大会的表彰名单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红卫兵集体，其中包括长宁区番禺中学76届5班红卫兵排、杨浦区长阳中学红卫兵团、虹口区钟山中学76届“立志务农”战斗队、黄浦区成都中学红团理论小组、南市区敬业中学红卫兵团以及静安区时代中学红卫兵团读书班等26个集体，以及28位个人。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缅怀周总理”。
4月8日凌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企业青年工友黄水生，于人民广场的旗杆上，升起了一面由白色绢纺制成的悼念旗帜。旗帜的正中央，粘贴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黄水生站在悼念旗帜之下，向聚集的群众朗诵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周恩来同志献上的悼词。直至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亲自到场，将他当场逮捕。
当时，众多以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单位纷纷传出抵制“四人帮”的声音。为此，市革委会文教组特地组建了“追谣”小组，共有9896名师生受到了调查。